[论文摘要]分析室内环境中空气污染物的分类和特点，讨论主要污染物的严重危害，从多角度提出一些简单易做又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防治室内空气污染、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室内环境一般泛指人们的生活居室、劳动与工作场所、以及进行其他活动的公共场所等。据近年的资料表明，城市居民每天有70~90%的时间在各种室内环境中度过，已成为人们的主要场所，因此，居室环境与人的日常工作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室内空气质量的好坏优劣，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我国室内空气污染处于相当严重的状况，其危害性不容忽视，采取有效的举措，将居室环境中的污染物限制在一定的水平范围内，预防和减少室内空气的污染，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安心工作、享受现代生活、提高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甲醛的主要来源有：由甲醛作为原料的酚醛树脂、尿醛树脂等黏合剂；使用了黏合剂的各种人造板如大芯板和复合板；使用了黏合剂的新式家具和墙面地面等装修；化纤地毯、塑料地板砖、涂料、油漆等。

　　甲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致癌和致畸形物质；在我国有毒化学品优先控制名单上甲醛高居第二位；长期接触低剂量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引起鼻咽癌、结肠癌、脑瘤；引起孕妇妊娠综合症，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白血病和青少年记忆力和智力下降。

　　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等。家装所使用的油漆、涂料、及其稀料中都含有苯系物。

　　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苯蒸气可引起以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为主的急性苯中毒，轻度中毒会造成嗜睡、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胸部紧束感等，并可有轻度粘膜刺激症状，重度中毒可出现视线模糊、震颤、呼吸浅而快、心率不齐、抽搐和昏迷。苯系物已经被专家确认为严重致癌物质。

　　氨气主要来源于建筑施工中使用的混凝土外加剂，特别是在冬季施工过程中，在混凝土墙体中加入尿素和氨水为主要原料的混凝土防冻剂，这些含有大量氨类物质的外加剂在墙体中随着温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变化而还原成氨气，并从墙体中缓慢释放出来，造成室内空气中氨的浓度大量增加；另外，还有来自室内装饰的材料，比如家具涂饰时所用的添加剂和增白剂大部分都用氨水。

　　氨气对人体的上呼吸道有刺激和腐蚀作用，减弱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还可通过三叉神经末稍的反射作用而引起心脏停搏和呼吸停止；氨被吸入肺后容易通过肺泡进入血液，与血红蛋白结合，破坏运氧功能；短期内吸入大量氨气后可出现流泪、咽痛、声音嘶哑、咳嗽、痰带血丝、胸闷、呼吸困难，可伴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乏力等，严重者可发生肺水肿、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同时可能发生呼吸道刺激症状。

　　氡气是由镭衰变产生的唯一的天然放射性惰性气体，它没有颜色，也没有气味，不溶于水，在空气中容易衰变。室内环境中的氡主要来源于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材料，特别是一些用矿渣、炉渣等原料制成的建筑材料和含铀高的室内装饰材料，像花岗岩、大理石、瓷砖等，其次，地基土壤里也产生氡。

　　氡气在衰变过程中带电，容易吸入人体内，使人体产生障碍性贫血；吸入后在人体类累积易诱发肺癌，是除吸烟外引起肺癌的第二大因素；据美国国家环保署调查，美国每年有5000～20000人死于氡污染；卫生部放射卫生监督检测曾调查14个主要城市的1524座写字楼和居室，发现室内氡浓度超标的占6.8%，氡含量最高的超过标准6倍[2]。

　　在新建或装修房子时，多了解室内环保的基本知识，要有健康第一的意识，用绿色家装、绿色消费、原生态的理念进行设计，选材时选择经国家权威部门监定或正规厂家生产的无毒少毒的环保装饰材料，与装修公司签订合同时提出附加有关室内环境标准的条款、明确施工工艺、杜绝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有害添加剂等；施工时，把好材料关，科学施工；在选购家具时，应选择正规企业生产的，没有刺激气味或气味较小的产品。

　　污染源的控制包括室内和室外两个方面，室外污染源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室外污染侵入室内。室内注重居住环境的选择，可通过科学的建筑设计、建造和运行机械通风等措施来减少污染物的浓度，从装修设计、选材、施工等环节全方位控制污染源的引入。

　　改善通风状况是室内空气污染预防过程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通过通风换气，一方面可确保氧气含量，另一方面降低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房子装修完，要通风一段时间才可完全入住，让材料中的有害气体尽量地散发；人住新房后，多开窗户，保证室内外通风换气。要注意住宅内的空气流通方向，以免造成内部之间的相互污染。另外，真菌、尘埃、细菌等生物污染物可以通过改善通风过滤系统、调控室内空气温度和湿度加以控制。

　　不少植物能够分解一些有毒物质，室内种植植物不仅能陶冶人的情操，而且起到美化居室的效果，其中的花卉、草类植物具有一种以酶作催化剂的潜在解毒力，吸收室内产生的一些污染物质，净化空气。研究表明，在含有甲醛的密闭房间内，放1~2盆吊兰或长青藤，半天内可使甲醛的含量降低一半，一天之内可吸收室内90%以上的甲醛、乙醛等居室大气污染物，扶郎花、菊花则能消除苯、甲苯的污染。

　　（1）掩蔽法。利用环保涂料的吸收、掩蔽作用来抑制污染源释放污染物的数量。

　　（2）吸附法。利用污染物分子与吸附分子之间的物理作用，使得污染物在吸附剂表面富集，以达到去除污染物的目的。

　　（3）吸收法。将空气通入液相溶液中，以达到除去相应污染物的目的。最常用的是水溶液，其价格便宜且能吸收很多污染物。

　　（4）过滤法。过滤是利用空气净化设备过滤介质将空气中的颗粒物截留，从而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5）负离子空气净化法。通过人工强电场产生电子，它与空气中的中性分子以及带正电的尘埃、病毒细菌结合，达到提高空气质量的目的。

　　（6）静电除尘法。工作原理是电晕放电使空气中的尘粒带正电荷，然后再利用集尘装置捕集带电粒子。其优点是净化速率高，对大颗粒污染物去除效果好。

　　（7）光催化氧化法。纳米TiO2在水和空气的体系中受到波长小于388nm的紫外光照射时，生成活性氧和氢氧自由基，特别是活性氧能与多数有机物反应，同时能与细菌内的有机物反应，生成CO2和H2O，从而在短时间内就能杀死细菌，消除恶臭、烟臭和油污等；实验证明，在紫外光照射下，光催化氧化对于小分子量的有机物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达到100%的去除效率[3]。

　　（8）常温催化氧化法。这种方法又称冷触媒法，主要是利用一些贵金属特殊的催化氧化性能，使空气污染物变为CO2和H2O。

　　（9）组合技术。将活性炭吸附与光催化氧化技术组合应用，利用活性炭的吸附能力使VOCs浓集，减少传质限制，提高了光催化氧化反应速率。被吸附污染物在光催化剂作用下参与氧化反应，活性炭可以吸附中间副产物，使其进一步催化氧化，以达到完全净化。

　　现代生活方式使室内环境的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应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明确减少污染的注意事项，采取有效的防治对策，就能够有效地遏制室内环境空气污染，使人们远离灾害、污染，生活在清新的空气中，尽可能地减少室内环境污染给人体带来的伤害。

　　摘要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已进入关键时期。通过结合新《环境保护法》和新时期大气环境管理实践，从立法模式、目标导向、政府责任和制度逻辑等方面提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建议，指出应积极尝试改革立法方式，树立改善空气质量的立法思维，充分体现政府为质量达标负总责的立法思路，建立“质量达标—总量控制—排放达标”相互联动的制度框架，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管理体系。

　　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目前，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尽管总体上与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相比有了很大改进，但与新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和空气质量改善要求依然有较大的差距，科研学术界对目前的修订草案也依然有很多分歧和争议。新《环境保护法》的许多精神以及一些有意义的条款都没有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中得到体现，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从立法模式、目标导向、政府责任、制度逻辑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为了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得到一个真正向大气污染宣战、让老百姓对蓝天有期待的“清洁空气法”，提出五条框架性修改建议。

　　尽管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新《环境保护法》为新时期科学立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模板。根据新《环境保护法》的框架要求，环保立法工作近中期将面临着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的任务。为更好落实新《环境保护法》的要求，真正实现保护大气环境的目标，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需要提高到国家层面，建议尝试改革立法模式，突破部门立法的限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立法，让公众和专家充分参与立法过程。法律制定要突破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即使无法做到像近300页的美国《清洁空气法》那样详尽，也要尽可能成为一部职责清晰、规定详细、可实施操作的法律，为重拳治霾、铁规减排、依法行政、环境法治奠定法律基础。

　　如果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这种惯例去制定单项法，那么上位法应该是“环境污染防治法”，而不是《环境保护法》。建议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为契机，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并吸取《环境保护法》修订的经验，将现行的以原则性要求为主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扩充成为包含详细法律规定的“清洁空气法”（以下统称“清洁空气法”），以增强法律在实施中的实用性和权威性。根据行政程序，以往的做法是先由全国人大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再制定实施细则，环保部门再制定实施办法，地方人大或政府再制定条例和规定。这样一方面造成实施时间拖延很长；另一方面留给行政部门很大的“法律空间”和“自由裁量权”。

　　防治环境污染是我国环境立法一直以来围绕的主题，其重点是对各种污染源的排放行为做出法律规定。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立法目标应该适时进行调整，清晰树立面向改善环境质量目标的立法新思维，为全面实现环境质量导向的环境管理转型提供法律支撑。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实现向环境质量管理转型的法律、体制和公众基础。为此，建议把《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名称直接修改成“清洁空气法”，作为面向民生、科学立法、依法治国的突破口，切实推进空气污染依法治理工作。而且，建议已经启动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和准备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分别更名为“清洁水法”和“清洁土壤法”或“土壤环境保护法”，为支撑面向环境质量的管理转型提供法律保障。

　　清洁空气是确保公众健康的必要条件。建议把保障公众健康放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首要位置，“清洁空气法”要体现这一要点。政府部门不应回避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在环境保护立法过程中要加强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干预这种影响的有效措施。建议“清洁空气法”要在条款中具体体现新《环境保护法》第39条的要求，把大气污染的健康影响和大气污染防治的健康效益落实到法律条文中。例如规定建立更加有效的灰霾重污染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以及根据对健康影响的干预效果评估各级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效等。同时，建议增加法律条款，明确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政策的制定要求，要进行社会一经济一技术一环境综合分析，特别是费用效益分析和公众健康影响评估。落实政府目标责任，建立达标管理机制

　　“清洁空气法”要充分体现污染源对排放达标（包括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负责、政府对区域空气质量达标负责的总体立法思路。明确空气污染控制或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期限，真正落实辖区政府改善空气质量的责任。建议在“清洁空气法”中进一步明确大气污染防治的最终目标，通过保护大气环境减少或防范大气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授权政府对未来可能恶化的大气环境问题尽早进行预防和应对，以避免类似氮氧化物减排工作和PM2.5污染防治工作启动太晚，错过最佳控制时机的情况再次发生。由于“十一五”期间没有对氮氧化物采取总量控制措施，导致氮氧化物排放量上升了37%。为了让百姓看到我国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建议国务院明确制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时间表，在“清洁空气法”中明确国家空气质量达标的期限，在“十三五”期间至少有一批城市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如果不能在法律中明确提出时间表，则建议增加一项要求“各级政府2016年6月5日之前本地区空气质量标准达标期限，并向社会做出承诺”的条款。

　　考虑到大部分城市目前都达不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因此不达标城市必须实行严格的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制度。这是“清洁空气法”要重点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落实政府环保目标责任制的根本途径。建议新的“清洁空气法”专门设立一章对此做出详细规定，给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分别对目前已经达标的、近期（如五年）能够达标的、中远期实现达标的城市提出空气质量管理要求。对于不达标地区和城市，新法律应该亮出几个“杀手锏”，如党政同责、区域限批、行业限批。考虑到目前城市群的迅速发展，法律对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和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规划的协调也应做出规定。在达标规划的技术层面上，要注意空气质量改善和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之间的转换关系以及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的协同问题，注意排放总量控制与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以及主要“双高”行业的生产总量控制的关系，明确提出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污染减排是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支撑手段，是实现蓝天白云的“硬道理”。但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是基于技术可行性和基于减排潜力测算的总量控制，总量污染减排与质量改善、企业达标之间存在着脱节。随着以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模式的确立，“清洁空气法”需从立法层面调整优化污染减排的手段与模式，制定、实施基于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多种污染物环境容量控制方案，提高总量减排的精确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此，建议将现行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嵌入综合性大气污染防治框架中，运用污染源达标排放、超低排放、最佳可行技术改造等多重手段，共同推进污染减排。对于远距离传输的高架点源以及可监测、可统计、可核实的大型污染源，实施全国和区域总量控制；对仅限于局地影响及监测、统计基础薄弱的污染源、污染物，以治污减排工程、技术、管理、政策推动作为重点，强调地方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排放标准实施的监管。

　　新的“清洁空气法”还应理顺总量控制、达标排放等多种排放控制手段之间的关系。目前，上述手段之间尚存在不衔接和相互矛盾的问题。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全国所有燃煤电厂若全部实现达标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三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约为500万吨；而按照“十二五”总量控制要求，除烟粉尘外前两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合计为1 550万吨；若所有燃煤电厂都实现超低排放，即烟粉尘排放浓度10毫克／米3、二氧化硫35毫克／米3、氮氧化物50毫克／米3，上述三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合计为160万吨。因此，建议“清洁空气法”进一步理顺质量达标、总量控制以及达标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质量达标确定总量控制目标，以总量控制作为制定排放标准的依据，通过排放标准的修订来实现总量控制和质量达标。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的一项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了排污许可证制度，但国务院和环保部都一直没有出台详细的法规。“清洁空气法”应该明确这项制度与企业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总量控制制度以及将来的环境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为应对当前企业排放普遍超标问题的法律“底线”，建议“清洁空气法”明确规定企业应全面实施达标排放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同时规定排放标准和排污许可证是对企业监督的关键法律依据。

　　目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没有充分体现《环境保护法》确立的“多元共治，多策并举”的思路。草案尤其缺乏对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规定。总体上看，这一立法缺陷与我们以往要求企业“必须怎么干”的传统立法模式有直接关系。因此，“清洁空气法”除了要关注不同污染防治对象之外，还要特别注意平衡好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包括媒体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确立清晰的政府主责、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因此，“清洁空气法”要特别强调地方政府以及非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对清洁空气“督政”给出具体规定和法律依据。

　　建议“清洁空气法”要确立法律、行政、市场和信息多种手段“并举”的框架。特别是市场经济激励型政策，也是需要政府出面制定和组织实施的。因此，建议“清洁空气法”把一些目前试点证明有效、可以全面推广的经济政策予以固定化，如排污权有偿使用、环境责任保险、大气治理补偿、环境税费等制度，对于那些没有全面试点但有很好发展前景的经济政策手段给出一些鼓励性的法律条款。

　　环境法治最基本的保障是环境信息公开。新《环境保护法》的最大亮点也在于此，其用单独一章确立了信息公开在环境保护中的独特地位。新《环境保护法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力，而且环保部门也应该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便利。建议在“清洁空气法”中，将企业排污信息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环境公益诉讼专门形成一章，并制定可操作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违法举报奖励制度。还要特别设立大气环境信息公开负面清单制度，以全面建立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常态化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工业企业也随之不断发展，它所产生的有害气体越来越多。在很多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势必会排放很多工业气体，而这些气体因为多含有的有害物质且不易在空气中消散，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所以，文章对于如何治理现今的工业技术污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污染问题的治理提供良好的借鉴意义。

　　社会上的工业生产种类繁多，对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是石油及与之相似的工业品种，这些工业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排出大量的有害气体，这些气体的有害物质在空气中无法分解，对空气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而其中污染物主要包括两种：第一、固体颗粒污染物;第二、气体污染物。

　　固体污染物是空气污染物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除了被称为固体颗粒污染物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名称叫溶胶性污染物。顾名思义，颗粒污染物一般指的是大气中的固体或液体颗粒状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主要来自化工厂、水泥厂及锅炉厂等这些地方所产生的废气污染。大部分是因为在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都需要烧煤等矿物质来完成生产，而在燃烧过程中，在很多时候燃烧物燃烧的并不彻底，随后被排放到空气中，其中所存有的不溶于大气的颗粒物就对空气造成了非常大的污染。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工业企业的不断发展，在现今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所排出的大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污染物：

　　(1)含氮有机气体污染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汽车相类似的一些机械产品燃料的燃烧也会对空气造成污染。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汽车作为一种新型、便利的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但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现今，绝大多数的汽车仍需要燃料的燃烧，才能进行工作。但在汽车燃料的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氮有机气体污染物，对这些气体在燃料燃烧过程中被排放进大气中，使得空气中的含氮有机污染物不断增多，不利于空气的循环，对空气的正常循环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

　　(2)含硫气体污染物。含硫污染物是大气污染物中并不经常见得一种。它主要是由工业企业冶炼金属所产生的，是由有金属气体在冶炼的高温环境下产生的。这种污染物还能与空气中的水汽相结合，发生反应后所产生的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酸雨。酸雨除了对物体具有腐蚀作用外，同时也对人的身体健康有所危害，使人在酸雨的环境下产生呼吸系统的疾病。

　　(3)碳氢有机气体污染物。碳氢化合物统称烃类，是指由碳和氢两种原子组成的各种有机化合物，碳氢化合物主要来自天然源。其中主要包括四种污染：烷烃、烯烃、芳香烃、含氧烃。日常生活中，虽然人们还没有感受到它对人们生活的不良影响，但是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对人们造成了危害，这一气体的排放，对空气中的臭氧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太阳所发出的紫外线强度大大增加。不仅对社会环境造成了破坏，同时也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增加了皮肤癌的患病几率。之前有研究表明，氟物质的使用过量对环境造成了很多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减少氟物质的使用量，对自己负责，对环境负责。

　　应该加大对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这要从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工业行业抓起。对于工业污染问题的治理，只靠个人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管理力度，制定有效、合理的整治措施，对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非法型企业，政府应该予以取缔，空气污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这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把治理好空气污染问题当成重中之重。对于空气污染治理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对于如何治理的策略性建议，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出谋划策，为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出一份力，同时结合政府的有效政策，使人民对保护环境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层面。团结统一，使空气的治理问题能够高效完成。

　　对于工业废气的治理，为了减少排放气体的污染物质，相关部门已经推出了多种污染气体排放之前所能进行的有效处理方法，其中主要包括活性炭吸附法、催化燃烧法、催化氧化法、酸碱中和法、等离子法等多种处理方法。除以上方法之外，废气处理塔采用多重废气吸附过滤净化系统，工业废气处理设计周密、层层净化过滤废气，效果较好。但是相关的治理技术在在治理空气的过程中，还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在空气的治理的过新程中，不断实践、不断改良，不断推动着治理技术的革新，是全社会人民团结起来，钻研治理空气污染的新技术，从而使空气污染的治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对于空气的污染，很多都是传统的工业企业造成的，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需要耗费大量的生产资金，有很多小企业因为资金不足，为了节约成本，对于空气造成污染的问题企业给予了置之不理得态度。在这问题上，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宣传，使群众的环保意识得以有效提高，在今后环境的保护的实践中增加人民的自主意识。由于一些企业资金不足，博乐体育无法完成本企业对所排放的污染气体的治理，这就要求政府对这样的企业给予一些资金上的支持，有了充足的资金，企业的污染治理才能有效进行。同时，政府还应该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的手段强制企业进行气体污染物的处理。对于对空气治理问题置之不理的企业，政府应该进行通报批评，且根据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同时要求企业必须按照要求完成，否则就会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

　　文章主要论述了工业废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并通过详细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建议，在文章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就是工业企业，所以工业企业在治理废气污染的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必须要履行对于保护环境应尽的义务。另外，个人在也要加强自己的环保意识，监督好自己的同时也能对别人实行监督，团结一致，为保护环境出一份力，共同构建和谐、健康、美好的社会环境。

　　曾让市民引以为傲的肇庆空气自去年9月以来，雾霾频现；今年头两季，更是在全省空气质量排名中“垫底”。

　　“糟糕”的雾霾天气和更“糟糕”的空气质量排名，让肇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也令肇庆人揪心不已，更唤起他们大力治污、改善现状的决心与行动……

　　肇庆位于西江北岸，层峦叠嶂的北岭山拥抱着这座山水之城。1956年，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就设在鼎湖山。

　　“与广大市民想象不同的是，肇庆的地形地貌并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据广东省大气环境首席专家、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钟流举介绍，夜晚时分，山坡近地面空气比同高度大气降温更快，温度相对较低，空气密度加大，沿山坡下沉，很容易在低谷和城区形成空气污染现象 。此外，肇庆还受两条输送路径的影响，也会有一些外来污染。

　　“当然，内因还是主要的，没有污染物排放就不会有污染天气。”钟流举强调。数据显示，2013年与2012年比较，肇庆空气质量有所反弹，如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分别上升31%和54%。

　　“其中，燃煤量快速增加是主要原因。2013年肇庆全市煤炭消耗量为550万吨，较2012年增加32.5%。燃煤带来的污染物排放也随之增加。”

　　不回避，不埋怨，不推卸。面对严峻的空气质量形势，肇庆市委、市政府正视现状，从对民生福祉和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突出把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作为群众利益攸关的重中之重工作。2014年2月11日下午，肇庆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市委书记徐萍华强调，全市上下要合力推进，打好大气综合治理攻坚战。此后，不到3个月时间，市委、市政府连续召开四次空气治理工作会议。“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一根红线清晰可见：采取更强、更有力的措施推进空气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5月21日，肇庆环境保护委员会成立，市长郭锋任主任，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按职责分工落实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一岗双责”。市政府专门成立环境空气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市长任组长，两位副市长任副组长，成员由监察、发改、经信、公安、环保等25个部门单位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新区管委会组成，并在市环境保护局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成立了大气环境治理督办领导小组，专项督办治理工作。

　　“8月25日7时，肇庆城区空气质量指数实时值50（优）、PM2.5实时值28（优），实时排名省内15，国内排名56。”自3月20日起，从市领导到相关单位科长、科员，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舆情短信，与广大市民共同关注蓝天变化。在财力非常吃紧的情况下，市委、市政府想方设法拨出约4.3亿元，专项用于大气污染治理。与此同时，省环境保护厅统筹安排了9000多万元，积极支持肇庆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为推进各项治理任务的落实，市政府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相关市直部门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把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地。建立“一日一检查、一周一通报、一月一考评”工作机制，对各项工作进行检查。企业污染源“一天一检查”由环保局负责；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道路交通运输污染、垃圾焚烧等一般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则由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派出工作小组检查。根据工作制度，各单位依次派出一名工作人员进驻环保局一个月，一次3个单位。

　　“检查组人员每天在外巡查，寻找问题。这样有利于调动各单位参与大气治理工作；而且也有利于所在单位更加直接、更加有效地解决相关问题。”

　　“未达到《肇庆市建筑陶瓷企业环境保护管理规范（试行）》要求的建筑陶瓷企业，从2014年4月15日起均限产50%。”

　　4月8日，肇庆市环境空气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发出的这份“1号文”――《关于对肇庆市建筑陶瓷企业实施限产的通知》，必将载入肇庆环保史册。因为环境污染主动对全市某一行业进行限产，这在肇庆还是绝无仅有，在广东乃至全国也不多见。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陶瓷业是煤炭消耗的“大头”，约占全市总量的41.3%。8月8日上午10时，记者在肇庆市区驱车约30公里前往高要区金利镇的金淘工业园。该园区聚集了13家陶瓷企业75条窑炉生产线。原本一路相伴的蓝天白云在这里变得有些灰蒙蒙，陶瓷业带来的大气污染可见一斑。

　　在肇庆市中恒陶瓷有限公司厂区内，记者看见一边的机器正轰鸣运转，而另一边的机器却静静地躺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市里通知，这条生产线月中旬开始停产，当地环保局人员每天都要检查。”

　　“幸好公司已完成2条生产线的‘煤改气’，在此次的限产行动中，只需停产1条生产线。”该负责人感叹道。在肇庆此次空前的环保整顿中，相比园区面临限产50%的其他兄弟企业，公司所受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也有一些企业认为“煤改气”成本过高、达标要求过严、各地要求不一致，对整治工作存在观望态度。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半年报”栏目还以“ 广东肇庆：环保压力大，部分陶企停产”为题进行报道。

　　对此，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无论是眼下的限产还是去年底印发的《肇庆市推进陶瓷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的初衷，都是为了通过环保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实行“治理一批、转型一批”，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必须严格执行，不管是煤改气还是综合治理，都要确保达标排放。”

　　环保专家指出，企业通过治理是完全可以达标的。“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把环保纳入成本；过去那种把污染留在当地把产品销往外地甚至国外的做法必须摒弃。一些小企业自然要淘汰。当然，各地要严格标准，端平一碗水，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健全环境空气重污染预警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形成统一高效、科学规范的指挥体系，信息共享、运作灵敏的防范体系，行动迅速、反应及时的处置体系，责任明确、配合密切的保障体系，实现决策科学化、指挥智能化、应对系统化、保障统筹化，有效解决环境空气重污染问题。

　　（一）坚持预警与响应相结合。建立常规气象监测和环境空气监测预报合作机制，统筹预警环境气象，及时、科学布防应急响应对策，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环境空气重污染。

　　（二）坚持减灾与减排相结合。把保护受污染人群摆上突出位置，贯穿应急工作全程，尽量减轻健康损害；把减少大气污染排放源和排放量作为根本措施，尽可能防范和化解环境空气重污染。

　　（三）坚持劝导与严管相结合。注重环境空气重污染危害常识普及和排污行为管理约束，既主动面向社会倡导防范污染损害的建议性措施，更加大环境违法问题查处力度，保证环境管理与为民服务都见成效。

　　（四）坚持政府主导与部门齐抓共管相结合。建立市政府统一领导、市应急办具体协调、市环保局牵头组织、区县（市）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共同解决环境空气重污染。

　　环境空气重污染是指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200。本预案适用于应对哈尔滨市区环境空气重污染，所辖县（市）参照执行。

　　在市政府领导下，建立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除承担日常制定政策、统筹协调、督办检查、解决难题外，负责组织应对环境空气重污染工作。

　　（一）联席会议组成。总召集人：市政府主管环境保护工作副市长。召集人：市环保局局长。会议成员：市政府办公厅（应急办）、市环保局、气象局、发改委、财政局、工信委、交通局、公安局、交管局、住房局、城管局、教育局、监察局、执法局、工商局、农委、建委、卫生局、新闻办、市政府法制办、各区县（市）政府分管负责人。各成员单位确定1名联络员负责工作联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负责应急工作综合协调，并组织实施本预案。

　　（二）成员单位应急职责分工。市政府办公厅（应急办）：负责环境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的综合协调。市环保局：负责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分析、研判和重污染预报预警、信息，组织重点企业落实环境空气重污染内部应急预案，监督检查并依法处理大气污染源违法排放行为。市气象局：负责与市环保局等部门建立环境空气重污染联合会商和服务响应机制，开展环境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与研究。市交通局：负责紧急增加公共交通运力，劝导市民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组织停运尾气超标公交营运车。市交管局：负责临时调整车辆限行范围、路段和时间，会同市环保局集中路检尾气不达标车辆。市住房局：负责组织供暖单位错时错峰起炉，压缩供暖燃煤量，加强供暖单位环境保护工作行业管理。市发改委：负责产业结构调整，严格控制“两高”行业项目审批。市工信委：负责督导工业企业特别是重点工业企业降低生产负荷、停止或减少废气排放量大的工段生产。市农委：负责会同区县（市）政府落实秸秆禁烧应急工作方案。市城管局：负责组织区政府落实道路保洁应急预案，减少道路扬尘。市建委：负责控制建筑施工扬尘。市执法局：负责集中查处露天烧烤、垃圾焚烧等违法行为。市工商局：负责配合查处烧纸行为。市公安局：负责管控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市教育局：负责建立中小学校重污染天气响应机制，科学安排学生放假及课外活动，普及中小学生大气污染防治知识。市卫生局：负责组织预防大气污染导致的疾病，科学指导公众提高防护能力，及时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疾病等易感人群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市财政局：负责提供环境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资金保障。市法制办：负责环境空气重污染应急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核，依法对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市新闻办：负责指导协调环境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信息、新闻宣传，协调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新闻媒体做好报道和舆论引导、舆论监督。市监察局：负责严肃追究重大环境违法问题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区县（市）政府：结合区域实际，制定并组织实施环境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指挥落实应急措施。

　　（三）成立专家组。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组建环境空气重污染专家组，提供决策咨询建议和技术支持保障。

　　依据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实测与预报，并综合分析污染程度及持续时间，将环境空气重污染分为3个预警级别，由轻到重顺序依次为Ⅲ级、Ⅱ级、Ⅰ级，分别对应黄、橙、红色预警，红色为最高级别。

　　（一）Ⅲ级黄色预警。市区24小时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均值达到201-300定为重度污染。当市区24小时实测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均值达到重度污染程度，并预测未来持续48小时以上，由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研判、审定，启动黄色预警。

　　（二）Ⅱ级橙色预警。市区24小时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均值达到301-500定为严重污染。当市区24小时实测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均值达到严重污染程度，并预测未来持续48小时以上，由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研判、审核后，立即与市应急办沟通，并通报相关情况，2小时内报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总召集人审批，启动橙色预警，并由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转市应急办备案。

　　（三）Ⅰ级红色预警。市区24小时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均值达到500以上定为极重污染。当市区12小时实测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均值达到极重污染程度，并预测未来持续12小时以上，由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1小时内组织市环保局、气象局和专家组会商分析后，立即与市应急办沟通，并通报相关情况，1小时内报市大气污染联席会议总召集人审核，再1小时内报市长审批，启动红色预警，并由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转市应急办，由市应急办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一）黄色预警。启动预警后，由市环保局公众网和市气象局气象用户平台2小时内向社会，并给予市民健康防护提醒，提示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暂停或减少户外活动，建议室外作业人员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二）橙色预警。启动预警后，由市新闻办组织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体30分钟内向社会预警信息和应急预案，并给予市民健康防护提醒和公益性建议提示。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暂停或减少户外活动，室外作业人员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建议：市民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汽车上路行驶；机动车尽量避免昼间加油。

　　（三）红色预警。启动预警后，由市新闻办组织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体30分钟内向社会预警信息和应急预案，并给予市民健康防护提醒和公益性建议提示。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暂停户外活动，室外作业人员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建议：倡导公众节约用电；一般人群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汽车上路行驶；暂停重大群众性户外运动赛事和露天大规模群众活动；不燃放烟花爆竹。

　　（一）黄色预警应急响应。由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做好日常环境管理工作，但不集中行动。

　　（二）橙色预警应急响应。市环保局、气象局加密监测，将监测结果及时报送市应急办，每8小时更新1次环境气象与重污染程度信息，并由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同步向总召集人报告。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本预案和相关工作方案，及时组织落实各项应急措施，每天15时前向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情况，并固定夜间值班人员，保持通讯畅通，同时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前提下，按照职责采取下列措施：

　　12、立即纠正并严格依法处罚和问责供暖储煤、输送用煤（运灰渣）车辆未有效防尘行为；

　　（三）红色预警应急响应。在橙色预警响应基础上，由市环保局、气象局随时向市应急办报送信息，每2小时更新1次环境气象与重污染程度信息，并由市大气污染联席会议办公室同步向市长、有关副市长和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总召集人报告；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每8小时向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应对措施及进展情况；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总召集人或召集人最长每24小时召开1次联席会议，听取应急情况、研判污染趋势、部署任务措施、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并增加4项强制性措施：

　　1、幼儿园、中小学停课；其中，前一日22时前预警并维持到22时后的，或者前一日22时后至当日6时前预警的，采取停课措施；当日6时后至上课前预警的，采取停课措施；当日上课后预警的，不停课，但停止户外课及户外活动，迟到、缺勤学生不作迟到或旷课处理，学校灵活安排教学进度。

　　经实测和预测研判，未来不满足预警条件时，由有权决定预警的部门2小时内解除预警或终止应急响应，并向社会。橙色和红色预警应急响应终止后，由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总结应急措施落实情况，报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再由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总结评估后，报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总召集人或市长。

　　按照市政府有关处置应急情况的财政保障规定，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所需预警及应急经费，由本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解决。

　　（一）演练培训。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年组织至少1次本预案联合演练和操作流程、岗位职责等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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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摄

　　1987年中国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基础性法律文件《大气污染防治法》（下称《大气法》），后根据需要先后在1995年、2000年作出修改。《大气法》前两次修订分别间隔8年和5年的时间，而从第二次修订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

　　在严峻的空气污染挑战面前，需要再次审视这项法律：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和完善？哪些法律障碍还需要解决？ 如何更快地大幅减少污染，换来更清洁的空气？

　　2014年12月22日， 新修订的《大气法》首次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经济周刊》从多个渠道获悉，《大气法》修订将有望在今年完成。由清华大学、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环保部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家中国清洁空气领域的核心科研院所发起成立的中国清洁空气联盟日前《大气法修订建议汇编》（下称“《建议》”）报告。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是希望突出《大气法》修订中需要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并收集整理多方的建议，希望可以引发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为法律修订提供有益的参考。

　　《建议》认为首先应该建立空气质量标准更新的长效机制。现行的《大气法》仅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公布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并未规定一个明确的评估和更新机制。之前的空气质量标准是在1996年修订的，16年后才更新，而在这16年间，影响我国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以及空气质量对公众的健康影响均发生了较大改变，标准的更新在管理对公众健康有重要影响的PM2.5污染上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建议《大气法》修订中应确立空气质量标准的评估和更新机制，如规定至少每5年评估一次是否需要修订标准，并确保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及多方参与。

　　《建议》认为，现行《大气法》规定了排污许可证制度，但目前尚无更详细的规定。实践中，排污许可证制度是随着总量控制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其制度形式和监管方式主要通过地方试点摸索而成，加上地方环境管理能力的限制，排污许可证制度并没有发展成为全面系统的监管手段，而是沦为简单的“发证―换证”流程，加之欠缺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的有机结合，因此未能有效服务于大气污染源的有效监管。

　　专家呼吁，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一种污染源监管制度，中国学了差不多20年了，但到现在没弄懂、没学会。在《大气法》修订中，应该对排污许可证制度予以完善，将其作为规范企业排污和政府监管的核心制度。

　　“目前的排污许可证仅仅是一张纸，而且是主要针对企业或者建设项目在新建期的一个前置的审批。目前我们非常缺乏企业和项目已经完成审批、进入运营期后的监管。”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的排污许可证详细记录企业运营期间所有的排污设施和排污情况、各个排污设施所用的排污标准等信息，方便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监管。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监管体系，企业和项目运营之后的管理要求非常少。应该将排污许可证制度真正落实，使企业在运营阶段受到很有效的监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摄

　　“我们业内有一个玩笑：排污许可证制度之所以没有被好好地推行，是因为翻译有问题，翻译成了‘许可证’，这样就让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项目上马之前必须要获得的一纸证件，获得之后就安全了。”解洪兴说，中国要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要把“许可证”的概念转变，它不仅是项目上马的时候要用的，而且是对项目长期运营监管的一套管理机制。

　　按照现行的《大气法》，最高处罚金额是针对造成严重空气污染事故的，“最高不超过50万元”。在此次送审的《大气法》修订稿中，这一条款已被取消。如何扭转“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认为，修订《大气法》，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有几个原则要遵循：一是针对超标排污企业，所征收的环境税费一定要高于其治理成本，否则企业在治理污染上是没有积极性的;二是环境损害必须要赔偿，这种责任是终身的、不可推卸的，日本发生水俣病已经50年了，排污的企业到现在还在赔偿;三是必须没收违法者的非法所得，污染环境那部分的非法所得通过计算要全部没收，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倾家荡产。

　　另外，国外对责任者的认定是越多越好，因为形成大的环境污染不是一个老板、一个企业赔得起的，相关连带责任人，包括给企业贷款的银行、保险公司，从企业分过红的股东，只要是企业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直接责任人赔偿不起的时候，相关金融机构、投资方等都要连带追究。

　　杨朝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此次《大气法》修订，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武器，但在执法中要转变一种观念，过去我们执法，谁违法了，就严厉处罚谁，该罚款的罚款，该判刑的判刑，但是我们的环境法治是为了解决大气污染，把企业罚破产了，把负责人抓起来了，最后的污染由谁治理呢？污染受害者的损失由谁赔偿呢？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罚款和对有关责任人处罚，要让老百姓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我们的法律有很大的缺陷，对环境责任的认定有缺陷，把人处理完了，案件就算完了。”杨朝飞说。

　　杨朝飞表示，现在我们国家的环保执法面临一个很大的尴尬，即违法的人多，但是环境执法不到位。环境执法不到位将带来两个方面的社会不公平：一是在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之间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排污者获得了超额的利益，而污染受害者却承担了环境的代价;二是在排污者之间也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

　　在很多专家看来，环境执法不到位，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缺少具备相应素质的执法队伍。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部主任沈晓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企业肆意违法的成本低、环保部门压力大，执法能力不足。县一级的环保部门由于编制问题缺乏人员、技术、知识储备。“我国的公务员编制对于国家来说是各个部门总量控制的，环保部门要增加就必须要别的部门减少，所以虽然环保部门呼吁了很久，但是还是控制得很严格。”沈晓悦说。

　　《建议》认为空气质量管理应当按照科学指导决策的原则，推行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管理的模式。若要决策有较好的科学基础，则需要大量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支持，包括监测数据分析人员、空气质量模型技术人员、经济专家、能源专家、交通专家等。

　　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美国，国家环保部门负责大气相关工作的政府环保人员超过1400人;在州层面，加州大气资源管理局有近1300人从事空气质量管理相关工作。相比之下，中国无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从事空气质量管理的人员数量和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受市区复杂地形与气象条件影响，空气污染物被滞留在山地丘陵所环绕的市区[1]。煤炭的消耗量占燃料消耗总量的90%以上，尤其在采暖季节居民小炉灶和采暖锅炉排放的燃烧废气滞留期间。由于部分企业缺乏环境意识，在城市上风向及中心的居民稠密区建立如橡胶、水泥、化工等企业，这些是构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

　　牡丹江市空气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见表1。可以看出，2006—2010年，可吸入颗粒物变化最为明显，下降12.5%。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利用spearman相关系数法进行趋势分析，推算出环境空气污染趋势年际变化，计算公式：

　　式中：rs—秩相关系数，s—按时间排列的序号，xi—周期按浓度值由小到大排列的序号，di—变量x和变量r的差值。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降尘的相关系数rs分别为-0.6、0.3、-0.6、-0.9。分析结果表明，“十五”期间，除氮氧化物变化规律不明显外，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降尘量均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总体来看，牡丹江市的环境空气污染 仍属煤烟型污染，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构成仍以可吸入颗粒物、降尘为主。

　　“十一五”期间，西三、东安、爱民、大庆等4个烟尘控制区面积达到 302万km2。

　　投入巨资建成热电联产供热面积达到1.940 hm2，城市热化率达到 77.6 %，推行了石油液化气和煤气。

　　加强对洗浴业和餐饮业的扰民污染治理力度，市区435家饭店全部使用了清洁能源，139家浴池全部使用专业型煤锅炉，狠抓机动车尾气治理，使牡丹江市机动车排放废气达标率在82%左右。

　　“十一五”期间，牡丹江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各项指标虽然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但不能忽视后续治理力度，“十二五”期间仍需继续采取治本措施加以控制。坚持热化、气化、绿化、地面硬覆盖和创建烟尘控制区为治本措施，千方百计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如兴建煤气工程、大力普及型煤、取缔原煤散烧落后的燃烧方式，继续推行集中供热和小锅炉并网的可行供热方式，积极治理分散的空气污染和加大控制汽车尾气污染的措施[2-4]。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污染源的科学化管理。

　　[1] 李四清，张向东.气象因子与空气质量监测预报的关系[j].现代农业科技，2007（16）：233-236.

　　[2] 翟萌，卢新卫，龚文姣，等.西安市近十年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及治理成效分析[j].江西农业学报，2009，21（4）：173-175.

　　命令—控制手段是世界公认的、比较有效的、且应用最广泛的污染控制手段。这种模式强化行政监管机构的权力和执行手段，赋予行政机构强有力的执行权和处罚权，主要通过设定综合性或单行的环境标准、制定环境规划、高效的行政处罚、多样化的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检查和限期治理、突发性环境污染应急预案等方法实施。

　　中国在采用命令—控制手段防治大气污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在该制度的执行上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环保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不够。中国环保机关在财政和人事安排上都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各地空气污染大户往往也是地方政府的利税大户，有些本身就是国有企业，实施处罚的主体和被处罚的对象都归属于政府，这使得环保行政机关在严格执行空气质量标准上处于两难境地；二是环保行政机关处罚所依据的环境标准不能满足环境质量的要求。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目前有不少环境质量标准比较滞后。以空气质量标准为例，中国在新制定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中增加了PM2.5的数据，但是与其配套的监测方法标准、规范却无法满足需要，由于缺乏仪器适用性检测技术要求，中国在规范PM2.5的监测工作方面存在很大的纰漏。目前中国还没有针对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的相关标准[1] ；三是缺乏对环境行政机关的监督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涉及到企业、政府和公众的利益博弈，作为监管者同样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同样会“权力寻租”或为“机构俘获”，需要建立广泛的环境行政监督制约制度，在环境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时，由监督机关督促其履行职责。中国的环境行政机关一方面权力配置不够，影响了其职责的发挥，另一方面，也有行政不作为。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例，中国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里并没有明确将政府机关列为监督的对象 [2]。

　　命令控制手段作为一种最早和应用最广泛的防治手段，在长期的适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弊端。最典型的是由于其强制性，无法激发出被监管者的积极性，不考虑污染防治成本的个体差异，实行统一的环境标准，造成防治成本高的污染者尽量逃避监管，与监管者“”，而对防治成本低的污染者也缺乏激励。尤其是在中国以GDP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对环境与经济的博弈，政府倾向于经济优先，但环境污染又不得不治理，折中的结果是实行较低的环境标准，污染成本要远远小于预防成本，造成企事业单位宁可缴纳排污费和罚款，也不进行环境预防治理。

　　在环境治理领域中，既可能出现政府失灵，也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会造成监管者为被监管者“俘获”，出现权力寻租，而环境污染的形成本身就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因此，对污染治理，需要独立于政府、市场的第三方参与。第三方主体因其公益性、独立性、草根性而避免了政府的权力寻租，因其特定的维护环境公益的宗旨和目标、成员的专业性和敬业精神避免了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利性。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公众参与的典型规定是“任何人和单位”都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却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规制检举和控告的对象、程序等实施条款，导致该条规定成为无法实施的空中楼阁。比如，公众参与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获得充分的环境信息，但在实践中，政府不公布甚至拒绝公布环境信息很常见。2012年11月，北京市志愿者由于无法获得广州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信息而广州市环保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3]。

　　欧美大气污染防治法最典型的特征是对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以PM2.5为例，中国的是年均35μg/m3，美国原执行的是年均15μg/m3，但美国联邦环保局在2012年12月，进一步降低该标准为 12μg/m3。美国还不断修订工业锅炉、焚化炉和水泥窑等污染设施需要达到的清洁空气标准，以及工业锅炉最大可行控制技术标准等，以切实实现空气质量标准。在执法上，欧美对大气污染实行刑事处罚、禁令、高额罚金等制度，处罚对象极其广泛，被惩罚的对象小到个人，大到巨型跨国公司，乃至市县、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都可能受到美国环保部门或者司法部门的巨额罚款。如2011年3月，根据《清洁空气法》、《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以及《综合环境反应法》等，美国政府向通用汽车公司罚款5 100万美元。而中国的大气污染事故很少有受到重罚的，以2009年福建仙游血铅污染案造成多达203人血铅超标的情况下，罚金总额也才2 750万元人民币[4]。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最早就是在空气污染防治领域实施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控制酸雨、降低空气污染又不影响发展经济，首创了泡泡政策、容量结余、银行储备、排放抵销等，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成为各国争相借鉴的典范。排污权交易可以提高污染防治资源的使用效率，给由于技术改进等方法而超量减排的厂商以出售剩余的排污权的激励，而治理污染成本较高的企业，也可以通过从市场上购买排污权指标达到降低污染排放的目标。欧盟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另一个经实践证明比较成功的环境经济法律制度，该制度的原理正是借鉴了排污权交易制度。除此以外，欧美还广泛实行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空气污染税，通过市场价格杠杆控制污染的排放。

　　首先，欧美立法赋予公众有大气环境治理的参与权，如美国《清洁空气法》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赋予任何公民可以就空气污染向任何“人”，包括厂商、州县、联邦政府等的权利；欧盟制定的《奥尔胡斯公约》（《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公约》）明确赋予各国民众与NGO团体对未履行公约的政府机构可提出控诉；其次，实行广泛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保证公众能够获得环境监管所需要的信息。美国有《信息公开法》、《国家环境政策法》、《行政程序法》等；欧盟颁布了《情报开放指令》、德国有《环境信息法》、英国有《信息公开法》等。再次，欧美国家政府支持和发展了数量庞大的环境NGO，这些环境团体以其专业性强、组织周密、财力雄厚等优势，成为公众参与的主力军。

　　在中国这样一个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市场程度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大气污染的基本防治手段仍然是行政监管，应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监管制度和方法，实行大气污染防治的严刑峻法。一是加重大气污染的处罚力度。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对污染者实行重罚，迫使污染者不敢违法，从思想上主动杜绝靠污染转嫁和降低成本的苗头；二是实行多样化的行政监管方法。不断完善现场检查、限期治理、环境标准、行政指导、环境监测、突发性大气污染应急处理等命令—控制手段，不断优化和提高监管指标水平，完善监管配套技术法规；三是加大监督力度。把负有大气污染防治职责官员的履责情况同其职位变动挂钩，实行严格的环境行政监管问责制，对行政不作为和不当作为的官员要依法追究其渎职等法律责任。

　　市场诱导手段是大气污染防治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要不断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机制，引诱大气污染企事业单位主动积极地预防和治理大气污染。一是构建广泛的大气污染税费制度，逐步建立主要污染气体税收制度，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等；二是不断完善大气污染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总量控制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产权市场交易制度；三是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绿色信贷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环境保险制度、绿色产品制度、绿色证券制度等。

　　一是强化空气环境信息公开。应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断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方法，可采取在环保部门网站主动公示，接受公民申请告知，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公布等多种方式环境信息。除了涉及保密和知识产权外，相关环境信息都应该依法公开；二是支持和促进环境NGO的设立和发展。特别是降低和简化环境草根社团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完善环境NGO的组织建设，形成民主决策的体制和机制，强化其公益性、专业性；三是构建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已经在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宣告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对于哪些组织和机关享有环境公益诉权还没有明确，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予以完善。

　　[2] 张式军，曹甜.略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不足及其完善[C].2007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

　　所谓环境空气监测就是指，博乐体育环境监测机构对环境空气监测的程序及法规进行规定，对表示环境空气质量和发展趋势的各种要素进行全面的技术监测，并对环境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状况进行相应的执法监督、控制和评价。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提升，城市原有的环境、规划和人口分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原有的环境空气监测网络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环境空气检监测的需要，环境空气监测质量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当前影响环境空气监测质量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一些高精度监测点位的筛选确定及评估体系还不是非常完善；缺少高频次、高准确度、高分辨率的立体监测方法和设备；一些空气监测设备的质量控制技术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监测需求；监测所获得的数据信息无法得到充分深入的分析；缺少必要的环境空气质量和污染源归因和反控制技术；缺少必要的环境空气监测预警技术等。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工业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原有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环境管理的需要，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需要。首先，对环境空气监测的点位网络进行优化，坚持、系统化、完整化及代表性的点位设置原则，对现有的环境空气监测点位进行充分的优化调整，实现点位网络的科学布局和设置。其次，点为网络应该逐步朝着基层和农村延伸，在基层和农村建立专门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从而实现空气质量监测的城乡一体化，从而建成一个覆盖面广，符合当前社会环境空气监测要求的环境空气监测网络。

　　环境空气监测能力的高低主要是有科技水平决定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环境空气监测质量。当前，环境空气监测工作的复杂性越来越高，这也给环境空气监测科技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是环境空气监测科技提升和变革的一次重大机遇。

　　环境空气质量的提升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不能简单的依靠某一种方式或手段来实现，应该多种方式共同努力的方法。环境空气监测是环境空气质量控制的第一步，只有实现科学有效地监测，才能够更好的实现联合防治和控制。首先，不断加强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其次，实施环境空气防治责任制；再次，不断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最后，加强各种治污工程的建设。此外，还应该加大对机动车的监测和治理工作，利用旧车淘汰、标准升级、区域限行、油气回收等手段，强化对机动车尾气的治理工作。

　　要想实现环境空气监测质量的提升，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必须重视社会对环境空气信息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大力推动环境空气监测信息的公开化。首先，利用各种技术讲座的形式，对当前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并对相关的空气监测技术人员进行全面的技术培训。其次，邀请领导、专家、设备厂家进行环境空气监测知识的讲座，加强对PM2.5相关监测设备的技术培训，不断提升环境空气监测人员的技术水平。此外，还应该不断培养环境空气监测人员良好的学习氛围，举办各种形式的环境空气知识竞赛活动，调动相关人员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空气监测技术知识的分为，最终实现提升环境空气监测质量的提升。

　　利用空气自动监测可获得连续监测结果的特点，实现省级和国家自动监测网络的联网，为省级和部级监测站实时分析评价区域性的空气质量，及时为环境管理服务提供了方便，各省级站将根据自己情况，逐步建立空气自动监测网络。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联网控制体系，同时空气自动监测已成为空气质量监测的主要手段，原有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体系也需要完善。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将根据国家环境管理的需要，确定全国的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空气污染的背景全水平和全国及各地方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提供监测和分析结果。

　　总之，判断大气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制定地大气质量标准，科学监测是科学治理的基础，对环境空气的监测点选择应科学规范，最真实反映城市总体空气质量，避免人为因素影响监测结果。

　　1、刘婵芳，我国环境空气监测评价现状分析与改善建议，科技创新与应用，2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