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水平，而空气质量与健康密切相关。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资料显示：估计室外空气污染每年造成世界上130万人死亡。通过降低空气污染程度，我们可以帮助各国减轻由呼吸系统感染、心脏病和肺癌带来的全球疾病负担。博乐体育城市空气污染的程度越低，人们的呼吸系统（长、短期）和心血管健康状况就会越好。空气污染是影响健康的一个主要环境风险。空气污染是影响健康的一个主要环境风险,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不断改进空气监测技术，及时了解当地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和提高空气环境质量，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空气质量的好坏反映了空气污染程度，它是依据空气中污染 物浓度的高低来判断的。空气污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空气污染物浓度受到许多因素影响。来自固定和流动污染源的人为污染物排放大小是影响空气质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其中包括车辆、船舶、飞机的尾气、工业企业生产排放、居民生活和取暖、垃圾焚烧等。城市的发展密度、地形地貌和气象等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衡量某个区域的空气质量达到几级标准主要就是看这个地方空气中各种污染物浓度达到几级中国空气质量指数（AQI）标准。 目前,中国空气质量指数（AQI）监测指标包括PM10、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臭氧（O3）和一氧化碳（CO）。为了更好地反映环境污染变化趋势，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环境质量信息，为使我国大气环境预测、预报工作与国际接轨，加大环污染控制力度，预防严重污染事件发生，开展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及空气污染预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中国城市空气状况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好转，但整体的污染水平仍较严重。在受到监测的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0.9%，空气污染指数高于三级的城市占到了11.5%。目前严重影响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污染物为悬浮颗粒物（TSP）或称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即直径在10微米以内的悬浮颗粒物）。由于可吸 入颗粒物上常常附着有害的重金属、酸性氧化物、有机污染物、细菌和病毒等，它们被人尤其是儿童吸入后，对健康的危害很大。而在全球的大气监测中，《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指出，全球10大空气污染城市中，中国占7个，其中太原居首北京第三。报告揭示，全球10大空气污染城市分别是：太原、米兰、北京、乌鲁木齐、墨西哥城、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德黑兰。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都是中国的城市，也就是说中国占了70%分量。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由于缺乏环保认识，加上环境监测和整治技术落后，近几年大气污染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具体而言，我国城市大气污染具有如下特点：

　　3.1 由于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小，人口密集，大气中的细菌含量高。个别城市街道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达数十万个，商场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达数百万个。

　　3.2 据环境公报，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总悬浮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部分地区二氧化硫污染严重，少数大城市氮氧化物浓度较高。在调查的325个地级市中，57.2％的城市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73.4%的城市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3.3 由于前几年一些小城市和新兴城市，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没有把环境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搞粗放经营，浪费资源，耗能过大，污染严重。尤其是二氧化硫和悬浮颗粒物严重超标，甚至出现了酸雨情况。

　　3.4 随着城市机动车辆的迅猛增加，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大气污染正在由煤烟型向汽车尾气型转变。有资料报道，在我国多数大城市中，机动车排放造成的污染已占城市大气污染的60％以上。以上海和广州为例，上海机动车排放污染分担率 CO为 86％。NO为 56％；广州 CO为 89％，NO为 79％。

　　目前国内城市空气监测主要有三种监测方式：一种是五日间歇式采样监测方式，主要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使用；一种是24小时连续采样—实验室分析监测系统，相当一些三、四级环境监测站进行本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时采用该系统；还有一种自动监测系统新技术，国内大多数重点城市环境监测站采用该系统。为提高空气监测的准确性，降低监测成本，因此城市应建立混合型的监测系统。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功能区和产业结构布局的不断优化、调整，许多城市在城市环境、城市建成区规模和人口数量、分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城市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应进行调整优化，在监测点位选择方面注意以下问题：

　　4.2.1 优化点位的确定一方面要着眼于城市长期发展，统筹兼顾；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空气监测对区域环境相对稳定的要求。

　　4.2.2 环境空气点位优化监测要尽可能与其他环境空气监测工作结合起来，提高数据利用率，避免相似监测工作的重复。

　　4.2.4 在监测期间要细心勘查点位周边环境，防止突然出现局地污染源，影响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和可比性。

　　4.2.5 优化监测点位的选取要目的明确、方法得当、考虑周全，确保点位符合空气自动监测要求。

　　5.1 建立广泛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运用模型预测未来城市活动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污染物排放模式的变化；

　　5.2 采用清洁能源替代燃煤、采取在汽车上安装尾气净化器等几项主要技术措施，同时实施交通管理控制政策；控制工业污染；充分发挥城市绿化这种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生物措施的环境生态效益；最终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习惯和行为。

　　5.3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搞好规划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对一个城市的大气状况十分重要。在布局工业时，应将工业生产均衡分布，不要集中在局部或少数大城市。如此单位面积上排放的污染物少，易于自然净化。

　　5.4 厂址的选择也应与该厂的性质相符，如生产有害气体的工厂应布局在居住区的下风向。改进燃烧方式，改进燃料结构。我国的能源结构不合理，从目前状况看，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构成中占70%以上，成为我国主要的能源。我国工业燃料动力的80%依靠煤炭，而全国总体每年用于直接燃烧的煤炭占总煤耗的84%。其不高的利用率使得我国的大气污染更加严重。

　　因此，我们应改善我国的能源结构，加大天然气、石油 的比重，发展新能源。与此同时，也可以实施一些具体措施，如区域供热，实现煤气化，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绿色植物可以使大气中的氧气不断得到更新，以此调节空气成分，净化大气。大批植树造林，充分利用森林及绿色植被对温室效应的调节作用。扩大生物链中的碳量，使大量碳不能转化为CO2进人大气中；适应气候变化，培育出适宜气候变化的农作物新品种等等，种种措施都能减缓温室气体对环境的影响。

　　[1]张继娟,魏世强.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现状与特点[J].四川环境,2006,25(3).

　　[2]张庆阳等.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有关研究[J].气象科技,2001(4).

　　[4]姜罡.我国城市大气污染及其防治对策[M].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8).

　　[5]李晶等.浅谈城市大气污染现状及其综合防治[J].云南环境科学，2003,3(19).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各种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迅速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城市带来了大量的大气污染问题。而随着我国政府对环保工作重视程度的加强，颁布并采取了一些大气污染法律、政策和相应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环境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环境污染和破坏等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的解决，还没有完全被控制。所以，根据这种状况，本文在分析当前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的状况、特点的前提下，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现状，探讨了大气污染问题的综合防治措施。

　　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PM10）。由于它们直径很小，且夹杂着细菌，可以被人体吸入体内，引起疾病。同时，由于它们很轻，不宜沉降，总是漂浮在空中，阳光照射在这些微尘上，被吸收或散射，致使天空显得灰蒙蒙的，能见度明显下降。扬尘污染也比较严重，特别是雨后就更显得直观，汽车挡风玻璃上全是泥水，就连眼镜片上也满是泥水。由于少数地区垃圾处理不善，成堆的垃圾在地面上腐烂，随风一吹，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让人倍觉恶心。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也使大气污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给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的不便。

　　我国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规定了二氧化硫（SO2），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氮氧化物（NOx），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铅（Pb），苯并（a）芘（BaP），氟化物（F）等不允许超过相应的浓度值。根据这些年来各个城市相应的环境状况公报分析，近年来，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变化不大，并有一定程度的好转，但是，部分污染相对十分严重的城市空气质量较以往来说有着十分巨大的改善，而且总悬浮颗粒物（TSP）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是影响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但由于各个城市的经济状况、工业发展状况等有许多不同，有些城市和地区二氧化硫污染较重，有些城市氮氧化物浓度较高。而酸雨区范围和发生频率相对保持稳定状况，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左右。

　　根据对主要大气污染的分类统计分析，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可被概括为以下三大方面：（1）燃料燃烧；（2）工业生产过程；（3）交通运输等。

　　根据统计资料，以上三方面产生的大气污染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0%、20%和10%。在直接燃料的燃烧中，燃烧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数量约占燃料燃烧排放总量的96%，其中燃煤排放的烟尘、SO2、NOX和CO的数量占燃料燃烧排放比例分别为99%、93%、81%和97%。各种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排放量虽仅占大气污染总排放量的1/5左右，但由于排放点比较集中。浓度较高，所以对工矿区或局部的大气污染较为严重。可能造成CO、NOX和HC的严重。污染目前，人们对环境保护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迫使大气污染日见严重。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人均绿地面积小，导致大气中的细菌含量越来越高。个别城市街道甚至出现了每立方空气中含菌量达数十万个的情况，在诸如商场、超市等人员十分密集的公共场所当中，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更是达数百万个，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许多问题。

　　我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6.12%，工业能源结构中燃煤占73.9%，所以，燃煤是形成我国大气污染的最主要原因。根据预测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废气排放量增长0.55%。比如在2000年，全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138.145×108立方米，其中燃料燃烧废气占59.3%，生产工艺废气占40.7%。

　　近几年来，随着新兴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给我国城市化结构带来了许多问题，由于前几年一些小城市和新兴城市，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时未能够做到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放置在均衡的位置上。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导致了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尤其是二氧化硫和悬浮颗粒物严重超标，甚至出现了酸雨的现象。

　　随着城市机动车辆的迅猛增加，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大气污染正在由煤烟型向汽车尾气型转变。有资料报道，我国多数大城市中，机动车排放造成的污染已占城市大气污染的60%以上。以上海和广州为例，上海机动车排放污染分担率CO为86%。NOx为56%；广州CO为89%，NOx为79%。以上数据表明，机动车排放污染已成为部分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为改善大气污染现状，应该更新观念，提高认识，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广泛利用宣传、教育等手段提高公民的素质和环保意识。需要个人、集体、国家、乃至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可考虑采取如下几方面措施：

　　改革能源结构，多采用无污染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低污染能源（如天然气），对燃料进行预处理（如烧煤前先进行脱硫），改进燃烧技术等均可减少排污量。另外，在污染物未进入大气之前，使用除尘消烟技术、冷凝技术、液体吸收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等消除废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可减少进入大气的污染物数量。

　　气象条件不同，大气对污染物的容量便不同，排入同样数量的污染物，造成的污染物浓度便不同。对于风力大、通风好、湍流盛、对流强的地区和时段，大气扩散稀释能力强，可接受较多厂矿企业活动。逆温的地区和时段，大气扩散稀释能力弱，便不能接受较多的污染物，否则会造成严重大气污染。因此应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段进行排放量的有效控制。

　　厂址选择、烟囱设计、城区与工业区规划等要合理，不要排放大户过渡集中，不要造成重复迭加污染，形成局地严重污染事件发生。

　　搞好城市绿化是防治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生物手段。利用植物本身所具有的杀菌、滞尘、吸收有毒气体、调节二氧化碳和氧气比例等功能，有效减少城市大气污染，从根本上提高城市大气质量。

　　保护大气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根本生存目标，我们将继续努力，把书面的目标化为具体的行动，承担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人类早日全面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携手共进，共创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2] 吴忠标等.城市大气环境概论[D].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7.

　　[3] 张庆阳等.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有关研究[J].气象科技，2001，4：6-10.

　　[4] 李晶等.浅谈城市大气污染现状及其综合防治[J].云南环境科学，2003，3：43-45.

　　近年来，大气污染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一些城市较为严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也逐步加快。而城市化的过程中所伴随的环境污染也逐步加剧，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建设的也因此受到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曾作出的估计，在每年，全世界由于大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达到270万，其中，城市占33%[1]。对大气污染的控制已成为一个城市环境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

　　大气污染一直是一个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空气污染物中，较为多见的包括SO、氮氧化物（ NO） 、CO、总悬浮颗粒（ TSP） 等，这些污染物对于人体皮肤黏膜会产生刺激，还可能诱发呼吸道疾病等多种疾病，甚至是肿瘤[2]。SO是大气主要污染物之一，也是大气遭到破坏的重要标志。长期生活在遭到SO污染的环境中容易形成肺气肿，甚至导致癌症。总悬浮颗粒会使呼吸系统的发病率增高，特别是慢性阻塞性呼吸道疾病。当污染物以氮氧化物为主时，肺则会遭到明显损害。CO则会对血液、神经有害，慢性CO中毒会使人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导致头痛、头晕、记忆力降低等神经衰弱症候群。

　　北京市（39°N，116°E）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属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作为我国政治、文化和国家交流中心，北京市的环境建设尤为重要。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北京大气污染发生了显著变化。市中心区城市发展日臻完善，污染治理力度也最大，而且随着化工企业的外迁，大气污染有所减缓。然而，从整体来看，其大气环境质量仍不容乐观。[3]

　　空气污染指数就是将常规监测的几种空气污染物浓度简化成为单一的概念性指数值形式，并分级表征空气污染程度和空气质量状况。我国目前将空气污染指数分为5级。空气指数在0-50时，空气质量属优，人类可正常活动；空气指数在51-100时，空气质量属良，人类可正常活动；空气指数在101-200时，属轻度污染，如果接触这种环境过久则会轻度加剧易感人群的症状，对于健康人，则会导致刺激症状的出现；空气指数在201-300时，属中度污染，定时间接触的话则会明显加剧心脏病、肺病的症状，降低其运动耐受力，对于健康人群，出现症状的情况普遍；空气指数大于300时，属重度污染，会降低健康人运动耐受力的同时还会导致强烈的症状，并且使得某些疾病提前出现。

　　根据中国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笔者将2009年全国31个主要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进行了整理。结果表明，在我国31个主要城市中，北京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为285天，明显低于平均值3211，排在倒数第4位。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环境适于人正常活动，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居住的标准，而北京适合人正常活动的空气指标仍达不到全国标准。北京市仍然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是少数的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天数少于300天的城市之一。

　　根据我国空气污染指数分级标准，笔者对中国环境保护部统计数据进行处理，经整理得出北京市2008年至2011年空气力量分级情况。结果表明2008年度，北京市空气质量属于优的天数为62，占比1649%。空气质量属于良的天数为212，占比5792%。其他时间则处于被污染状态。其中84天为轻度污染，占比2294%；4天为中度污染，占比11%；4天为重度污染，占比11%。即北京全年有25%的时间处于污染状态，在这部分时间内，北京市不适合人正常活动，或者说会对人的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到了2011年，空气质量属于优的天数为76，占比2088%。空气质量属于良的天数为209，占比5742%。74天位轻度污染，3天为中度污染，2天为重度污染。可见，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在转好，但仍然属于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

　　关于人力资本法，其不是对于生命价值的评价，而是在不同环境质量的条件下，人因为发病或死亡对社会贡献的差异，以此作为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经济损失[1]。人力资本法在环境污染引起人体健康的经济损失上，可分两部分，即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包括预防和医疗费用，以及死亡丧葬费。间接经济损失则包括病人、非医务人员护理、陪住影响劳动人工时造成的损失。

　　大气污染导致的疾病主要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癌和肺心病。本文主要选取其中最普遍的三项：慢性支气管炎、肺癌和肺心病作为估值对象。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的基础上，势必给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带来变化。良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会考虑到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影响，进而实现环境资源友好型发展，然而经济发展、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等多重目标并重的发展模式会对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限制。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都很大可能先经历“经济发展主导型”发展模式，再转变为“环境资源友好型”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引起了空气污染物的迅速积聚，造成了当前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由以经济发展速度为主要或单一目标的“经济发展主导型”发展模式转向社会、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环境资源友好型”发展模式。近些年我国实施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观”等国家发展战略都体现了这一转变。然而，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和开放水平等因素的不同，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以及内陆核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很成熟，而一些内陆非核心城市可能正处于起步发展过程中。单一从经济发展速度对城市进行评价不能充分反映出城市的总体水平，进而也会导致我国各城市的非健康发展。因此，从环境友好视角，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是用空气质量指标对城市环境进行测量，结合空气质量对我国典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识别出当前我国不同城市的发展模式，为各城市的良好健康发展提供一定依据。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问题。田志华等认为环境冲突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气和水污染是引发环境冲突的主要原因。当前的环境治理并没有减少环境冲突的产生。由于城市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性，治理污染时需要跨地域治理；池建宇等考虑我国城市内生因素的影响，采用库茨涅兹曲线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发现未来十年内我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空气质量改善程度会十分有限；李雪敏认为城市环境质量是构建品牌城市的必须因素，从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人居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环境等六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城市品牌资产评估体系；SánchezdelaCampa和delaRosa通过分析空气质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对空气有害物质的极端控制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明显影响，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Zilio和Recalde采用1970～2007年期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1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关系。可以看出，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识别出了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为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持。然而目前研究中对于空气质量提升绩效的关注还比较少，尤其是关于空气质量提升绩效测评方面的研究更少［9，10］。本文从环境友好视角，结合我国典型城市在2013～2014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和空气质量测评指标数据，对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采用人均GDP和空气质量两个维度，识别不同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为各城市制定和实施与其相适应的环境友好发展战略提供一定参考。

　　本文选取了31个省会及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水平进行对比研究。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有很多，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此本文采用人均GDP指标数据来表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表1给出了2013～2014年我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的人均GDP及其排名情况（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本文采用的空气质量测评指标是依据2012年我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共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11］。表2给出了各监测指标的符号、含义、化学式和单位。其中除O3是8小时平均值外，其他指标浓度限值均为24小时平均值。由于本文研究中各城市多属于居住商业区，因此浓度限值应采用二级空气质量标准。空气质量指标浓度会受产业结构、地理环境、气象条件、季节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了进行空气质量提升绩效比较，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合理设置。从比较时段来看，日时间内平均浓度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大，尤其是风速，而年平均浓度不能很好地区别各因素不同季节时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采取月平均指标浓度来进行比较。同时，由于不同城市的主要污染物不同，单一空气指标数据难以全面表达城市空气质量，因此，本文采用由表2中各分指标合成得到的空气质量总指数（AQI）来代表各城市空气质量。根据表2中的空气质量监测指标，我们调查了31个省会及直辖市2013年11月和2014年11月的空气质量监测指标数值，并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计算得到了各城市的AQI指数，具体如表3所示（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相关分析首先为了明确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在SPSS19．0软件中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对2013年和2014年的人均GDP和AQI做了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为了去除量纲对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是人均GDP排序和AQI排序数据。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2013年和2014年31个省会直辖市人均GDP排名与AQI排名的相关系数均是负值，说明人均GDP和空气质量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即人均GDP较高的城市，其空气质量会相对较差。这一发现暗示了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很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

　　（二）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对比图1给出了2014年31个省会直辖市人均GDP与2013年相比的变化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与2013年相比，2014年天津、北京和上海这三个大型城市的人均GDP出现缩减，尤其是天津减少的幅度最大；在人均GDP增加的城市中，武汉、南京、杭州、广州、贵阳和长沙等城市的增加幅度最大，而乌鲁木齐、哈尔滨、石家庄、太原和兰州等城市增加幅度较小。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层次性规律和边际递减规律。在未来十几年的发展中，一些人均GDP偏低但又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城市，其人均GDP会有较大增加，例如西安、济南、成都等城市。

　　（三）空气质量变化对比图2给出了2013年11月与2014年11月31个省会直辖市空气质量的对比情况（数值越大说明质量越差）。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出：与2013年11月相比，2014年11月除了乌鲁木齐，其他3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变得更差，尤其是哈尔滨、沈阳、郑州、济南、太原、天津和西安等城市空气质量变得相对更差；福州、贵阳、南昌、南宁、昆明、上海和海口空气质量具有相对减小幅度的变差。

　　（四）人均GDP水平与空气质量现状与提升幅度对比1．现状对比。图3给出了2014年31个省会直辖市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排名对比情况，其中横纵坐标分别表示人均GDP排名和AQI排名。从图3中的对比结果，可以发现：（1）在31个省会直辖市城市中，广州、长沙、上海、南昌、乌鲁木齐和福州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排名相对都比较靠前，都处于前15名，尤其是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两个指标均在前10名以内。因此，这6个城市可以评价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2）南京、杭州、武汉、呼和浩特、北京、天津、济南、郑州和沈阳的人均GDP处于前15名以内，但其空气质量都排在15名之外，因此，这几个城市可以评价为“经济主导发展型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中需要注重空气质量的提升，尤其是沈阳、郑州和济南。（3）、昆明、贵阳、海口和南京的空气质量都排在前10名以内，但其人均GDP都排在20名以外，因此，这5个城市可以评价为“环境友好型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中需要注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加大开发和利用这几个城市的旅游资源，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4）成都、合肥、兰州、重庆、西宁、长春、西安、银川、太原、哈尔滨和石家庄这11个城市的人均GDP排名都在15名之外，空气质量都在10名之外，因此，这些城市可以评价为“非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中面临经济提升和空气质量治理双重压力，尤其是哈尔滨和石家庄。2．提升幅度对比。在对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现状进行对比之后，本文按照人均GDP变化和空气质量变化两个维度对31个省会直辖市进行对比，如表5和图4所示。其中为了保持两个指标的可比性，这里都采取提升幅度排名情况进行对比。从图4的对比结果可以发现：（1）与2013年相比，武汉、长沙、南京、合肥、成都和福州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提升幅度都在前15名以内。尤其是武汉、长沙和南京三个城市两个指标提升都在前10名，结合图3中的现状对比，可以预测这三个城市未来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的综合排名很可能会处于全国前列。（2）贵阳、杭州、南昌、、郑州、广州、沈阳和重庆的人均GDP提升幅度位于前15名，但其空气质量提升幅度位于15名之外，因此，这些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进一步，从图3可以发现，、贵阳和南昌当前的空气质量位于前10，因此这四个城市未来可能会较快地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3）济南、昆明、石家庄、南京、太原、西宁、上海和乌鲁木齐的空气质量提升幅度位于前15名，但其人均GDP提升幅度位于15名之外，因此这些城市未来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较大的提升。进一步，从图3可以发现，济南和南京当前人均GDP排名位于前15名，因此这两个城市未来可能会相对较快地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4）其余城市中除了海口之外，呼和浩特、银川、兰州、哈尔滨、西安、北京和长春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提升幅度都落在15名之外，即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空气质量提升幅度都比较慢，尤其是西安、哈尔滨、北京和长春。对照图3中这些城市的现状，可以看出这些城市近期很难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

　　为改善沈阳大气空气质量，完成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沈阳市政府决定对沈阳市7个区28家单位52台燃煤锅炉（总容量为248.7蒸吨）进行锅炉房“煤改气”。“气化沈阳”工程的实施，为锅炉“煤改气”工程提供了有力的气源保证。预计2015年，沈阳市中心城区供热面积将达到2.95亿平方米，城市集中供热率达到92％以上。其余分散供热的锅炉房（主要为医院、工业生产需要蒸汽的企业等无法实施集中供热的单位），全部实现燃用燃气的清洁能源改造工程。

　　供热燃煤锅炉对沈阳大气环境的影响十分显著，城市采暖期环境空气污染明显重于非采暖期，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分别是非采暖期的1.3倍、3.4倍和1.4倍。，冬季沈阳市城市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均值分别为0.141毫克/立方米、0.115毫克/立方米和0.048毫克/立方米，前两项分别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0.4倍和0.9倍。

　　图一 “十一五”期间沈阳市城市采暖期与非采暖期环境空气中三项主要污染物浓度比较图

　　采暖期的5个月均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二氧化氮全年各月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采暖期空气质量日变化呈典型的双峰双谷型，与非采暖期相比差异较大，采暖期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日小时峰值分别是非采暖期的1.4倍、3.6倍。2010年沈阳市城市采暖期与非采暖期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日小时均值变化曲线见下图。

　　图三 “十一五”期间沈阳市城市采暖期与非采暖期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日小时均值变化曲线图

　　图四 “十一五”期间沈阳市城市采暖期与非采暖期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日小时均值变化曲线图

　　城市主要污染区均集中在人口密集，供热设施密集的中心城区，其中燃煤锅炉所排放的烟尘、SO2、NOx，是城市空气最大的污染源

　　图五 “十一五”末期沈阳市城市可吸入污染物等值图图六 “十一五”末期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SO2等值图图七 “十一五”末期沈阳市城市环境空气NOx等值图

　　上述锅炉房采用的煤来源较为广泛，有辽宁省抚顺、鞍山等煤矿的煤，也有黑龙江鸡西、鹤岗、双鸭山的煤，还有少数山西、内蒙的煤。同一锅炉房不同批次的煤，煤质也有较大的区别。根据各锅炉房2013年12月份的煤质分析报告，得出本工程用煤的平均年成分分析如下：

　　工程改造后都采用沈阳燃气公司的管道燃气做为气源，沈阳燃气公司的燃气热值较稳定，各区气源厂提供的分析样本略有差异，其平均组份如下：

　　而本工程采用的锅炉均是沈阳市环保局备案的锅炉，各锅炉生产厂家提供的锅炉在实验工况下的平均效率为0.85，拟改造锅炉的锅炉平均热效率为0.6，则换算相同发热量时，每吨位锅炉（发热量为2520MJ/h），煤炭耗量为112.60kg，燃气耗量为74.12 Nm3，则污染物排放平均减少量为：

　　“煤改气”工程的实施，可以使沈阳市环境空气质量比“十一五”期间有明显的改善，而且随着工程的逐步进行，大气环境呈现逐年改善趋势。通过锅炉房“煤改气”工程的实施，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浓度、降尘量下降趋势明显，空气综合污染指数逐年降低。工程的实施，可以为沈阳市减少锅炉烟尘排放量9730.82t/a,减少SO2排放量2t/a,减少NOx排放量1951.55t/a。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规定燃气锅炉允许最高烟尘排放浓度为100mg/Nm3,允许最高SO2排放浓度为100mg/Nm3,允许最高NOx排放浓度为400mg/Nm3，改造后的锅炉排放的烟气污染物含量都达到规范的要求。随着第二批“煤改气”锅炉房改造工程的进行，沈阳市的大气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摘 要： 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等。

　　主观生活质量（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简称SQL）也称做生活满意度，是综合反映人们生活舒适程度、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也是人们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各种环境的感受的评价。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更多的农民工将逐步“市民化”，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的收入、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的提升，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要求和生活满意度也将发生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全面了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分析影响其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了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状态，不仅能够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而且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建设”，设法提高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是人“建设”的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一步的目标之一。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涌现，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极具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国外学者W・W・Rostow（1971）较早研究了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认为生活环境的美化、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之后，Day（1980）认为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娱乐休闲、精神状态、自我评价、社会生活、与工作有关的生活、经济状况、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存在一定影响。Diener（1984）在幸福感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将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归类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渐渐形成生活质量客观因素和个人人格特质因素两个方向。如Veenhove（1995）从经济状况因素、Cui and Vainant（1996）从生活事件因素等对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Larson（1978）和Bowling（1991）从健康状况因素、Mastekaasa（1995）和Diener and Suh（1998）等从婚姻状况因素等个人人格特质因素对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

　　之后，国内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如曹大宇（2009）通过研究国际上权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第四波的调查数据，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最低收入人群与最高收人人群的平均生活满意度相差近50%，在此基础上，曹大宇（2011）又通过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与空气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空气质量下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上，对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没有显著影响。冯云（2011）认为个人生活满意度与诸多社会心理因素有直接关联。李想（2009）认为性别的差异、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均对生活满意度造成很大的影响。王培刚（2008）着重从代际视角验证了健康状况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有的群体，受到国内学者广泛的关注，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进入他们的视野，郭乙辉（2008）对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获得性别与工作状况对在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评价均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及家庭经济对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拉动效果，年龄、婚姻状况、社会保障及社会环境与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满意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等结论。

　　回顾近些年文献发现，国内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数不胜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然而针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并不多，从代际视角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基于此，本研究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能够有效地发现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差异，为提出有效性、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有效依据。

　　本研究采用样本数据来自江西农业大学和江西统计局在2011年6月到12月开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流向变动抽样调查”，本次调查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江西省34县区102个行政村的农村劳动力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所在村特征、所在户特征、个人特征、外出务工基本情况、务工感受及返乡创业就业等六大方面。直到2011年12月，经过调查员深入农村与农村劳动力面对面的调研访谈，共完成有效问卷1019份，根据本文研究对象要求，剔除农村非外出务工劳动力及未进行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的问卷97份，最终获得本研究有效问卷922份。依据研究目的，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将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老一代农民工，其中，在本研究922份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有效问卷352，老一代农民工有效问卷570。其中，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生活满意度包括了总体生活满意度和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即可认为是总体生活满意度。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同样包含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主要可以归纳为家庭、工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基本情况进行研究，满意程度包括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基本满意、很满意，调查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城市总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即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需要对农民工十个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够有效地对农民工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以构建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主要方法为：将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分别定义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达式为：

　　其中，χpi表示第p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λi表示第i个样本的观测值，ωp表示第p个公因子得分。那么，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Y表达式为：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贡献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归纳为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等三类，同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分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环境与工作、保障情况四类。具体为：

　　（1）自身特征。性别差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很大的影响，性别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可能存在影响；对于婚姻状况，未婚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会略低于已婚农民工；不同文化水平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存在差异；健康状况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可能主观生活质量会更高。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等四个变量验证农民工自身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2）家庭特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个人收入与其主观生活质量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务工收入三个变量验证农民工家庭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3）环境与工作。空气质量、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交通状况等多个方面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职业状况对农民工生活质量也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三个变量验证环境、社会与工作情况等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4）保障情况。社会保险问题是引致农民工生活不满意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的保障状况也有可能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是否缴纳养老保险、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四个变量验证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变量的定义与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注：①社会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十个变量的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②工作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工作地点、与同事关系、工作兴趣、与领导关系、晋升机会、劳动保护、劳动强度、技术培训等十项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

　　本研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Stata12对模型进行估计，标准化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别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主观生活质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面临着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各方面趋于稳定，因此，不同性别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表4 模型估计结果（标准化） 注：***、**、*分别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婚姻状况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对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负向影响，即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未婚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高于已婚农民工。这与蒋青（2004）关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异。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结婚以后将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然而对于已婚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侣可能并不在身边一起生活，因此，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反而存在负向影响。

　　文化水平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很难体现出主观生活质量的差异。

　　健康状况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达到显著（均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健康状况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越高。这与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生活满意度包括了总体生活满意度和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即可认为是总体生活满意度。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同样包含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主要可以归纳为家庭、工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基本情况进行研究，满意程度包括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基本满意、很满意，调查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城市总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即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需要对农民工十个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够有效地对农民工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以构建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主要方法为：将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分别定义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达式为：

　　其中，χpi表示第p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λi表示第i个样本的观测值，ωp表示第p个公因子得分。那么，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Y表达式为：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贡献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归纳为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等三类，同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分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环境与工作、保障情况四类。具体为：

　　（1）自身特征。性别差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很大的影响，性别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可能存在影响；对于婚姻状况，未婚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会略低于已婚农民工；不同文化水平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存在差异；健康状况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可能主观生活质量会更高。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等四个变量验证农民工自身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2）家庭特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个人收入与其主观生活质量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务工收入三个变量验证农民工家庭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3）环境与工作。空气质量、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交通状况等多个方面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职业状况对农民工生活质量也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三个变量验证环境、社会与工作情况等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4）保障情况。社会保险问题是引致农民工生活不满意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的保障状况也有可能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是否缴纳养老保险、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四个变量验证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变量的定义与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注：①社会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十个变量的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②工作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工作地点、与同事关系、工作兴趣、与领导关系、晋升机会、劳动保护、劳动强度、技术培训等十项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

　　本研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Stata12对模型进行估计，标准化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别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主观生活质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面临着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各方面趋于稳定，因此，不同性别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表4 模型估计结果（标准化） 注：***、**、*分别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婚姻状况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对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负向影响，即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未婚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高于已婚农民工。这与蒋青（2004）关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异。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结婚以后将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然而对于已婚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侣可能并不在身边一起生活，因此，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反而存在负向影响。

　　文化水平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很难体现出主观生活质量的差异。

　　健康状况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达到显著（均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健康状况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越高。这与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由表4可以看出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家庭负担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是相对的，家庭经济状况差或者家庭负担重的农民工家庭可能幸福感较高，主观生活质量也较高，有些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农民工家庭对各方面的需求更高，反而主观生活质量会降低。

　　务工收入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达到显著水平（新生代模型中10%的显著水平，老一代模型中5%的显著水平，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务工收入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务工收入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与郭乙辉（2008）研究结论一致。

　　由表4可以看出环境与工作因素中空气质量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务工城市的空气质量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空气质量越好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社会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务工城市社会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社会满意度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工作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工作满意度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由表4可以看出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意识仍比较薄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觉得有无养老保险对自己以后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工会产生一种没有社会保障是应该的错觉。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是否缴纳工伤保险都会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本研究依据农民工的年龄特征，将其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以江西调查样本数据为依据，选取影响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四类十四项，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模型和老一代农民工模型，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发现：（1）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等。（2）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等因素同时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3）除共同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外，性别因素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因素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以上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1）改善农民工工作状况，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说明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改善他们的工作状况，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是提升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途径之一。

　　（2）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对农村外出劳动力权益的保障仍不够重视，权益保障意识普遍不高。尤其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3）改善农民工生活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社会环境满意度和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包括完善农民工城市生活公共基础设施、稳定社会秩序、稳固社会风气、完善法制状况、提升政府效率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4）提升农民工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务工收入影响其主观生活满意度，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越高，其主观生活满意度也会越高。

　　[1] 曹大宇，2009：《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考察及其政策启示》，《改革与战略》第4期。

　　[2] 曹大宇，2011：《环境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统计观察》第21期。

　　[3] 冯云，2011：《创建生态宜居城市需努力改善民生――对大连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抽样调查及思考》，《城市管理》第3期。

　　[4] 高、姚炬洋，2013：《居民生活满意度研究述评》，《北方经贸》第10期。

　　[5] 葛正鹏，2006：《“市民”概念的重构与我国农民市民化道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的恶化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影响，并将成为制约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4]。本研究利用开封环境空气质量定点监测资料，探讨城市发展过程中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建议和对策，为有关部门进行环境质量评估提供参考。

　　上世纪末，开封市空气烟尘污染较为严重。据资料显示，开封市空气污染以煤烟型为主，煤烟型污染是以尘和SO2为代表的污染类型[5]。主要污染因素有：气候和人为原因造成的风沙扬尘、建筑施工尘，燃煤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和饮食业烟尘油烟污染等[6]。近几年，市有关部门对燃煤锅炉和饮食业烟尘油烟污染进行了集中整治，并加强施工工地现场管理，采取措施防止扬尘，环境空气状况有所改观，但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文中所用数据来自开封市空气自动监测站、1999-2008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和1999-2008年开封市环境状况公报。

　　按人口和功能区布点法，开封市环境监测站在城区设立了4个环境空气质量常规监测点，分别为：龙亭旅游品商场（商业、旅游及居住混合区），纱厂（工业、居住混合区），柴油机厂（工业、交通混合区）、世纪星幼儿园（交通、居住混合区）。

　　注：由于测量项目不同，大气颗粒物1999-2003年以总悬浮颗粒物为监测指标，2004-2008年以可吸入颗粒物为监测指标。

　　本研究先采用污染损害指数法来分析污染因子对开封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危害程度，然后通过国内外常用的污染趋势定量分析方法――相关系数法来分析开封市大气污染的变化趋势[8，9]。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进行了各主要污染物年际变化分析，探讨各污染物的浓度与城市人口数量、市GDP总值、工业企业数量、民用汽车总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旨在找出对环境污染贡献较大的因素，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意见。

　　3.1.1 单因子的污染损害指数 国内外学者已经提出了多种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常见的有污染指数法、模糊评价法、灰色聚类法等。但这些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不足[10，11]。污染损害指数公式是我国学者李祚泳借鉴空气污染损害率评价法后提出的，能应用于多种污染物的空气质量评价[12-15]。

　　3.1.2 污染损害综合指数 受m种污染物污染的空气污染损害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13]:

　　整体上看，开封市近十年总体状况为轻度污染。2004年污染损害综合指数达19.7，中度污染，为历年环境空气质量最差的一年。从各污染物单因子损害指数来看，以TSP与PM10为代表的大气颗粒物污染贡献最大，全年污染损害指数均值超过12.5。

　　污染趋势定量分析方法――相关系数法采用了Daniel趋势检验，使用了Spearman相关系数，公式如下[16,17]：

　　如果rs为正值表示呈上升趋势，若rs为负值则表示有下降趋势。用秩相关系数rs与Spearman秩相关系数统计表中的临界值Wp进行比较，若rs>

　　Wp，则变化趋势显著，有意义；若rs

　　3.2.1 大气颗粒物 1999-2007年，无论监测指标是TSP还是PM10，年均值均超过国家二级标准，只有2008年PM10年均值未超标，TSP历年超标率为100%，PM10历年超标率为80%。从污染损害程度方面分析，2004年的污染损害指数为历年最高，达21.5，属中度污染；2008年损害指数最低，为7.9，属轻度污染。对1999-2008年连续10年的监测数据（表1）、污染物损害指数（表5）及趋势进行分析，TSP的rs=-0.6，│rs│ Wp（0.9）。结果表明：大气颗粒物为主要污染物；1999-2003年开封市环境空气中TSP浓度处于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不显著；2004-2008年PM10浓度也处于下降趋势，且下降趋势显著。

　　3.2.2 SO2与NO2 开封市热能源以煤为主，SO2主要来自煤炭燃烧。1999-2003年开封市大气环境中的SO2浓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4年起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到2008年SO2浓度年均值减少到历年最低值0.038mg/m3。近十年间，SO2浓度除了2003、2004和2006年超标之外，其余7年均低于国家二级标准，超标率为30% 。SO2年平均值为0.056mg/m3，接近国家二级标准阈值。污染损害指数属于轻度污染。经检验，1999-2008年SO2的rs=0.236

　　NOx浓度全年变化较为平稳，近十年都控制在国家二级标准之内。由图4可看出2001-2008年，开封市NOx变化规律与SO2大体一致。经检验，NOx的rs=0.03

　　3.2.3 NOx/SO2 近十年间，空气中各种污染物浓度呈现出不同的消长趋势，使开封市空气污染的总体特征也发生改变。总体看来，开封市环境空气污染为煤烟型污染，但在2001年之前环境空气污染更接近汽车尾气型污染，2000年NOx/SO2的比值[18]是10年间的最高值1.389。2001年以后，除了个别年份有所波动之外，NOx/SO2的比值总体表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2003年NOx/SO2的rs=0.943>

　　Wp（0.829），说明2003-2008年NOx与SO2的比值呈明显上升趋势。若按此趋势发展，并考虑到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长，开封市环境空气有可能会由煤烟型污染转化为煤烟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

　　（1）1999-2004年开封市整体环境空气质量介于轻度污染和中度污染之间，自2004年来各监测指标对环境空气的综合损害指数逐年下降，且SO2与PM10的浓度年均值呈明显下降趋势，可见近年整体环境空气质量在提高。随着环保工作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开封市整体环境空气质量有从轻度污染转为清洁的可能性。

　　（2）通过对各主要污染物浓度年均值损害指数和变化趋势分析发现，大气颗粒物（TSP、PM10）近十年年均污染损害指数最大，达到中度污染，其浓度呈逐年降低趋势。SO2和NOx的污染损害程度较小，2006-2008年间污染状况有较明显改善。

　　（3）自2003年起，SO2和NOx的比值呈显著上升趋势，由此可说明开封市环境空气正由煤烟型污染向煤烟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转化。

　　[5] 刘欣艳,任仁.北京市大气污染的特点及成因[J].城市与减灾,2003(1):41.

　　[8] 周作明,荆国华,徐欣.湘潭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分析及对策[J].四川环境,2005,24(5):27-29.

　　[12] 黄晓英,李娟,宛中华,宋丽红.基于污染损害指数的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与分析[J].三峡环境与生态,2009,2(4):41-45.

　　[13] 李祚泳,彭荔红.基于遗传算法优化的大气质量评价的污染危害指数公式[J].中国环境科学,2000,20(4):313-317.

　　[15] 李祚泳,丁晶,彭荔红.环境质量评价原理与方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17] 曲格平.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编.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18] 张菊,苗鸿,欧阳志云,王效科.近20年北京市城近郊区环境空气质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环境科学学报,2006,26

　　城市作为生态系统包含了一系列工业生产地带，这一点从根本上区别于地方植被的自然生长条件。在残留的“土著”植被、博乐体育“原始”环境元素和被引入的植物种类等因素的影响下，每个城市的植被特点又各不相同。一般来讲，城市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对植物生长有着非常严酷的要求，两个相互对立因素的作用直接影响着城市植物群形成的过程：本区域内某些原始植物种类的消亡与外来引入植物种类对城市植物群体的补充。

　　城市草生植物的恢复演替分为三个阶段：建筑植被 - 新城区的植被 - 老城区的植被。这些植被是生物圈发展最为重要的调节器与生态状况的指示器，用来判断整个城市生物圈的状况。同时，人类所创造的城市绿植，还是至关重要的卫生防疫、城建与城市景观美学设计的元素之一，可显著降低气候与生产因素等对人类劳动、生活与休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现实情况却是，一系列的工业生产地带导致植物在大城市中往往丧失了其原本的功能和意义。

　　大都市有着自身独特的气候特点，通常情况下，夏季气候会趋向于半沙漠甚至多岩沙漠地区气候，人们常把大都市描述为带有绿洲（街心花园与公园）的石头荒漠，这句话其实不无道理。夏季无风的日子里，都市100-150米上空会形成逆温，这主要是由大量生产、生活的热释放；石、砖、混凝土结构建筑物的加热等所导致的城市中心区域的加热。热污染在大都市形成热岛效应，产生被称为城市风的空气团循环。这些空气团不仅是从深林公园、也从工业区渗透，走向几乎丝毫不取决于它们的位置与风图的关系。莫斯科城市风速达到3-5米/秒，由于城市风从外到内的风向，往往会给市中心带来相对清新的空气，但不会经常出现城市风的现象，在强大的反气旋与空气高压下，城市风就无法产生。

　　由于空气中烟雾与废气的含量高，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减少约15%的光照度，雾天增多了65%，相对湿度增高了6%，风速减少了25%。在纽约，由于空气污染，市区的光照要低于其郊区城市的两倍，而莫斯科市中心光照时间每年要比郊区少120个小时。全球所有大都市的光照在本世纪都减少了10%-30%，特别是紫外线照射的明显减少，导致空气中致病细菌逐渐增多，同时由于日照减少，有毒物质特别是重金属与重金属结合物质排出体外的速度减缓，存在于人体内重要酶体的合成速度也减慢，从而对国民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植物在上述的都市环境下往往很难有效地发挥自身作用。由于空气污染，植物叶面吸收与沉积的有害物质会严重破坏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器官，导致光合作用退化、生长缓慢早衰，树木与灌木变形、树冠稀疏，出现枯顶，最后发展为树叶与树枝失绿病与坏死。

　　另一方面，植物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生态因素是水分，但由于城市水分向地下管道网的流失导致植物常因此而缺水，降雨与过分浇灌又会产生积水，切断根系与空气的接触，对植物生长同样不利。同时，由于土壤失水导致水分蒸发量减少，使得城市空气甚至达到了“大气干旱”的程度。

　　此外，导致城市植物萎靡与干缩的重要因素还有植物根系上部土壤的密度，增密至1.4-1.6克/立方厘米的土壤切断了吸着根系的生长。 这种现象在街心花园、道路两旁的绿化带时有发生，也直接改变了城市树木的总体状况，改变了它们的外形、树冠的结构，消减了它们的寿命、生长期，增高了植物患病与衰亡的比例，明显减低了植物的年度生长与植物杀菌的积极性。衰弱的树木常常会促激各种寄生虫以及疾病的发展与蔓延，导致植物状态每况愈下。

　　城市绿地，是指位于城市范围（包括城区和郊区）的绿地，本文所研究的城市绿地则指人们为改善城市生态环镜、美化城市人居环境，在居住、工作、休憩、娱乐的主要场所中，合理规划、建设、培植的绿地[1]。

　　城市绿地系统，则是由一定质与量的各类绿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绿色有机整体 [1]。但经济的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使本已脆弱的城市生态环境进一步失衡，因此本文旨在研究石家庄市绿地系统的分布情况以期对于今后改善城市环境，规划城市建设做一个有益参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2002年颁布实施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选取石家庄绿地系统中4类绿地为研究对象。

　　石家庄地处河北省中南部，环渤海湾经济区。位于北纬37°27′~38°47′，东经113 °30′~115°20′之间，市域（城市行政管辖的全部地域）跨太行山地和华北平原两大地貌单元。西部地处太行山中段，东部为滹沱河冲洪积平原。辖区内大地构造，属山西地台和渤海凹陷之间的接壤地带，地势东低西高差距较大，地貌复杂。石家庄市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缘，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太阳辐射的季节性变化显著，地面的高低气压活动频繁，四季分明，寒暑悬殊，雨量集中，干湿期明显，夏冬季长，春秋季短。

　　现阶段我国坚持“环境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城市绿化建设速度，探索出一条依据生态学理论，走“环、楔、廊、园、林”全面推进、地面绿化和空间绿化相结合、城乡绿化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大型城市绿化发展的特色。信息技术（如航测、遥感、GIS和INTERNET等）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工作中开始全面应用，有效的提升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建设与管理水平。

　　1）“见缝插绿”作为增加城市绿化覆盖率，改善生态的一项重要手段。但由于景观环境具有专属性、统一性、生态性，当前我们先建筑，后环境，“见缝插绿”式的做法很难做到环境与建筑的统一，被条块分割了的绿地之间无法呼应协调；

　　2）绿地系统规划主要奉行抽象的传统布局模式，盲目照搬需依存于一定的气象和社会环境的布局模式，缺乏理论研究的支撑和明确的系统性；

　　3）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工作中一种不切实际的“效益分析”，如：将城市园林的生态功能与经济效益简单地以货币还原计量法相挂钩，片面夸大单位面积绿地的固碳制氧等生态功能 ；

　　4）园林绿地设计存在误区。如：片面追求高档、豪华，以人工取代自然；忽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人的需要。

　　通过对现今国际化大都市（如伦敦）的绿化框架的特点分析，发现现今国际化绿地发展趋势和途径基于自然保育原则，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国外通过绿地的自然化建设生态公园、废弃地生态改造、河流管理、人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创建等措施，构建城市绿色生态系统，将自然引入了城市绿地。

　　判断一个城市绿化水平的高低，是否是“园林城市”或“花园城市”，首先要看该城市拥有绿地的数量和质量，其次要看该城市的绿化效果。据对国内外绿地规划现状、评析方法的研究和石家庄本身的地理概况，本文选取以下因子作为评析石家庄绿地分布及功能的标准。

　　按照植物学原理，一个城市的绿化覆盖率只有在30%以上，绿地才具有改善城市生态的作用；绿化覆盖率达到40%以上，绿地才具有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功效；绿化覆盖率在50%以上，绿地的绿化、美化、与人工环境的协调效果才能达到最佳境界。规模大于3公顷且绿化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集中绿地，基本上才能消除热岛现象。

　　据实验，每hO绿地每天吸收1t二氧化碳，释放0.73t氧气；而成年人每天吸入氧气0.75kg，呼出二氧化碳0.9kg，依此计算，每个城市居民平均需要10m2~15m2绿地；而工业运输耗氧量大约是人体的3倍。整个城市要保持二氧化碳与氧气的平衡，必须保证人均60m2的绿地。

　　某一景观的可达性是指从空间中任意一点到该景观的相对难易程度，反映了景观对某种水平运动的景观阻力。

　　植物配置是指利用植物材料结合园林中的其他素材，按照园林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立地条件，采用不同的构图形式、组成不同的园林空间，创造各式园林景观，以满足人们观赏游憩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应当贯彻“生态优先、绿地优先、开敞空间优先”的原则，并有针对地制定若干绿地规划对策来保证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化。

　　近年来，尽管石家庄城市绿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绿地现状同石家庄建设“部级园林城市”的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以景观生态的观念和尺度来衡量还存在很多缺陷。现从绿地系统着手，运用景观生态学的观点，对石家庄市的各类绿地做基本的综合性评价。